四月初的日头短，刚过晌午，罐子村的村委办公室里就暗沉沉的。

这孔靠山挖的大窑洞，墙皮早掉得斑驳，糊着的旧报纸黄得像陈年的谷草，边角卷着翘，风一吹簌簌响。

正中间墙上，主席像的塑封磨出了毛边，底下红漆刷的“农业学大寨”五个字，被烟火熏得黑一道白一道，倒更显出几分力道。

村支书王满仓坐在炕沿上，烟袋锅子噙在嘴里，吧嗒吧嗒抽得正紧，眉头拧成个疙瘩，能夹住蚊子。

炕上铺的粗布毡子，磨得发亮，沾着不少烟末子。大队长兼一队队长王满江没坐，蹲在地上，脊梁骨弓着，活像只老蛤蟆。

他手里攥着个牛皮纸封面的旧本子，纸页卷了角，时不时掏出半截铅笔头，在上面划拉两笔，笔尖在纸上刮出沙沙的响。

大队会计陈江华坐在靠墙的木凳上，胳膊肘支着桌沿，手指头在算盘珠子上无意识地拨弄，打得噼啪轻响。

他鼻梁上架着副老花镜，镜腿断了一根，用麻绳缠着绕到耳朵后，倒也稳当。

妇女主任廖海棠是个利索婆姨，四十多岁，头上包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头巾，边角都磨出了毛。

她嗓门亮，说话像敲铜锣，此刻正和挤在一张条凳上的二队队长陈国强、三队队长王满才，你一言我一语地扯着春耕保墒的事儿。

王满仓把烟锅子从嘴里拔出来，在炕沿上磕了磕，烟灰簌簌往下掉。

他清了清嗓子，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：“今年这春耕，再不能像往年那样得过且过。公社下了死命令，粮食产量得上去，咱得想个辙，让今年的交了公粮后，大家能饱个肚儿”

陈国强抬起头，脸上的褶子挤成一团，苦笑着接话：“支书，话是这么说，可咱有啥辙？人还是这些人，地还是这块地，年年种年年收，产量就钉死在那儿了，咋往上蹿？”